[17] 需要指出，在目前可见的宪法修改讨论记录中，没有任何人曾经对城市土地国有提出过反对。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采用了继承丧失说，对间接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其结构为：收人损失＝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其中死亡赔偿金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计算若干年。虽然《侵权责任法》第16条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该法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实际上对应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实际上对应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1]。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规定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应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对于工亡职工的补偿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实际比侵权赔偿标准更高。这也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所强调的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应有之义。另外，如果用人单位只需要通过支付保险金来承担工伤事故责任，甚至于事后补缴保险金，用不着担心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要求的生产经营行为是否应受到侵权责任法惩处，就容易诱发用人单位非理性行为。首先，第12条第1款是一个程序性条款。

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后再回到权利层面，需要补充的是请求权的实现，而不是数额差额的实现。抽象损失是只能抽象评价的未来损失，针对人的生命健康损失而言，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51]每个人都因此增加了自己的自由和福祉，所以西耶斯把全体成员为增进个人利益而彼此联合的行为视为社会契约的缔结，视为国民的形成，视为公意的诞生。

殊不知，面对强权时，哲学的信仰和法律的逻辑毫无招架之力。对于两种宪法观念的根本差异，保尔•巴斯蒂（Paul Bastid）有过精辟的概括，宪法是自然亦即社会现实的自发产物，人类的天才和个人的创议在其中毫无发挥余地？抑或相反，它是一种艺术的产物、一种意志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概而言之，它出乎自然，还是人为的构建？[20]在18世纪，关于宪法是历史产物抑或理性建构的争论，还和旧制度法国是否存在宪法的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应当而且只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西耶斯制宪权理论中的决断主义。西耶斯之所以说国民独立于一切规章之外[33]等话语，乃是为了批判旧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否定王权、神权以及贵族独占甚至分享政治决断权的可能性，并确立国民作为唯一的制宪主体的身份。

Des manuscrits de Sieyès,1773-1799, tome I, sous la direction de Christine Fauré, Paris,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1999, p.457. [17]按照西耶斯估算，第三等级人口在2500万?2600万左右，而特权等级的人数不超过20万。譬如，卡尔•施密特大张旗鼓地强调制宪权的人民归属，不遗余力地鼓吹人民决断，将之界定为一种从无到有的绝对决断，却全然不顾决断的内容是否正当、决断的程序是否合法。

他认为，消灭特权等级对法国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事实上，西耶斯更多是法国宪政自由主义的重要开创者，[68]而不是绝对主权理论的传人。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事实上，西耶斯很少使用主权的概念，而且主要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它。

法国宪法委员会承认人权宣言具有宪法效力的事实，只能说明西方国家对人权观念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但并不表明自然权利和人权的模棱两可性从此消亡了。[24] Richard B. Phillips, The Abbée Sieyes and the social prot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issertation,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1963, p.53. [25] Antoine de Aaecque, Le corps de lhistoire. Métaphores et politique （1770-1880）, Paris, Calmann-Lévy,1993, p.112. [26]同注[12]，第22页。凯尔森否认自然权利、人权和制宪权的规范性，拒绝将之纳入法学考察的范畴。他们效仿布兰维利耶，竞相援引历史，证明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在君主国家里，等级、权利、荣誉特权的差别总是存在，并且和出身、地位密不可分。

德•马尔贝格指出，让代议机关（宪制权）行使原始制宪权，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陷入了一种让制宪权的组织及行使取决于宪法的恶性循环。美国权力划分的核心就是要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制衡，借用麦迪逊的话来说，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5页）。

[50]有鉴于此，西耶斯宣称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结果与补充。宪法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就是在捍卫宪法，惩治违宪行为的同时，也要关注、收集、吸收有关完善宪法的各种观点，并形成合理的修宪草案。

（三）代议制形成公意的理性机制 除了借助选举程序保障政治合法性，遵守劳动分工的基本原理之外，代议制还在公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西耶斯没有专门讨论过社会契约论，相关的内容散见于为解决革命法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发表、撰写的宣传册或私人笔记里，而且各处的表述也存在差别。[67]施密特、阿伦特及其信徒们却很少注意到这种差别，错误地把西耶斯视为卢梭的信徒。Sieyès, Instruction donnée par S. A. S. Monsieur Le Duc dOrléans à ses représentants aux bailliages. Suivie de délibération à prendre dans les Assemblées, Paris,1789, p.24. [55]参见注[43]，第30页。西耶斯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因为公意在通常情况下只能是多数意志的事实，就遽然断言社会统治在本质上建立在一种不完整的意志之上。[74]施密特也把矛头指向了西耶斯的代议制宪论，认为其结合人民制宪权的民主理论和以制宪国民议会来代表人民意志的反民主理论的努力，没有遵守首尾一贯的原则，会导致民主制蜕化为贵族制。

路易十六及其大臣在解决财政危机时，不敢轻易取缔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豁免权，就是忌惮于以各种特权为基础的不成文宪法。中外很多法学家关于西耶斯之制宪权的讨论之所以聚讼纷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论证思路有失简单，只是片面地强调其制宪权理论的规范维度或决断色彩。

《第三等级是什么？》里某些充满诡辩色彩的激进话语，[83]或许会让人得出结论说，西耶斯是卢梭公意学说的信徒。[61]在《论国王否决权》中，他又指出普通议会不得染指宪法的任何组成部分。

[91]他表示，唯有创建合理的政治制度，有效地兼顾统一性与权力划分，才能真正地捍卫公民自由。宪法审查委员会只有提出修宪议案的权力，而最终的表决权仍然掌握在初级议会和立法机关的手里。

对他们而言，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几乎是同义词。[95]Opinion de Sieyès sur les attributions et lorganisation du jury constitutionnaire proposé le 2 thermidor, prononcé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le 18 thermidor de lan troisième de la République，Oeuvres de Sieyès, tome III,41, p.3. [96]参见注[38]，第10-14页。为了避免奴役的产生，西耶斯主张劳动合同的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五年。譬如，激进派热罗姆•佩蒂翁（Jer?me Pétion）坦言，直接民主之不可实现性是人们采纳代议制的唯一理由，为什么各国人民要选举代表？这是因为让人民自己行动几乎总有无法克服的困难。

这是因为：第一，国民意志并不自在自为地存在，它的形成必须依赖代议制的渠道。[19] Antonio Negri, Le pouvoir constituant. Essai sur les alternatives de la modernité, traduit par étienne Balibar et F. Matheron, Paris, PUF,1992, p.283. [20] Paul Bastid, Lidée de constitution, Paris, Economica,1985, p.10. [21] See Olivier Beaud, La puissance de lEtat, Paris, PUF,1994, p.180. [22] See André Lemaire,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Paris, Albert Fontemoing,1907, pp.197-210. [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5页

并且，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无疑含有恢复原状的属性，而赔礼道歉作为一种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于赔偿义务机关客观上形成一种道德谴责，实在难以被归类于单纯只是恢复到侵害结果以前状态的结果除去之内。当侵权人具有较为严重的过错甚至恶意时，通过适用赔礼道歉，使其产生内疚和悔过，从而补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

而侵权责任形式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它能否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在此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它对责任人的消极影响是否被控制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5]笔者搜索相关新闻评论后发现，正如后者所言，自安徽高院登报致歉发生以来，只有浚沣一家表示反对。

该法第5条第3款规定：受赔偿者因同一原因根据本法获得了补偿，必须减去补偿金额而确定赔偿金额。前者指违法的刑事司法活动造成当事人权利损害国家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后者指合法的刑事司法活动造成当事人的权利损失国家所应承担的补偿责任。有媒体评论道：法院只有积极认错，才能赢得公众信任。尽管如此，这个想法不失为今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订乃至统一的国家责任法立法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抚慰金的出发点是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对加害人的制裁乃是其反射作用而已，并非抚慰金制度的目的，赔礼道歉尽管客观上会让加害人感到痛苦，但是这并非该制度的目的，仅是其反射作用。而不问合法与否，全然让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则是另一种极端。

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侵害的故意时（比如公诉人或者法官因私人恩怨利用职权之便恶意追诉或恶意定罪的情形），直接符合有责性要件。无论是功利地随波逐流吸引点击率，还是不屑回应这看上去只为吸引注意力的反对观点，舆论对于此事件的态度归纳起来就是，法院错判赔礼道歉，岂非天经地义？ 道歉以承认错误为前提，没有过错便无须道歉，这是常识。

而后者是一般法秩序所预见的，换句话说是不可避免的。（二）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的适用不受影响 与赔礼道歉不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由于国家侵权的特殊性，尽管民法领域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整体都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35]但在国家赔偿体系下，即便是无过错的刑事补偿也仍然是有意义的。